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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时期《明史》纂成,又改订、录入《四库全书》,历经一百四十余年,其间朝鲜王朝一直密切关注,英祖十五年(清乾隆四年,1739)十一月更命前往清朝的冬至使团购进《明史》全帙(22)。《明史》卷二百三十列传第一百十八记载了汤显祖上疏论政以至被贬的事迹,将其列入《儒林》而非《文苑》,卷九十九志第七十五则著录了“玉茗堂文集十五卷诗十六卷”,甚至卷九十八志第七十四有其“续虞初志八卷”的著录。《明史》传入朝鲜后,是否曾在普通文人中广泛流播,笔者未知其详,然据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洪奭周(1774-1842)于纯祖十年(1810)为其弟洪宪仲编纂的《洪氏读书录》中,就有“《明史》三百六十卷”,其卷次与通行本有异,这反映了普通朝鲜文人对《明史》的兴趣。我们注意到,李德懋的《青庄馆全书》中就有《明史纰缪》这样的篇章,而且他还频繁引用《明史》,因此,《明史》当是他了解汤显祖其人其事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二种可能,经由其它一些收录汤显祖诗文的书籍。徐浩修《奎章总目》中曾几次拈出汤显祖的姓名,如卷二地理类著录《名山胜概记》有云“王穉登、汤显祖及王世贞俱有序”,卷四别集类著录《睡庵集》有云“汤显祖序曰:睡庵以山川为气质,以烟霞为相思,以玄释为饮食,以啸叹为事业,故道与文新、文随道真”,卷四总集类著录《十六家小品》时也明确提到汤显祖为其中一家。这些或许是无意之举,但较为集中,也折射了汤显祖进入朝鲜上层文人视野中的痕迹。而从《奎章总目》《内阁访书录》等来看,一些晚明清初出版的流行读物,如郑元勋《媚幽阁文娱》(选录韩敬《玉茗堂全集序》和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俞安期《启隽类函》(保存汤显祖的三篇“佚文”(2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条提到汤显祖“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以及清人编纂的明诗选如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等等,李朝正祖前期皆已流入朝鲜半岛,因此,都有可能拓展朝鲜文人传播、接受汤显祖及其作品的空间。
这其中,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发挥了最为突出的作用。《列朝诗集》今有清顺治九年(1652)毛氏汲古阁刊本,至迟李朝肃宗十年(1684)已传入朝鲜,而《列朝诗集小传》则有清康熙时绛云楼刻本,至迟李朝肃宗四十六年(1720)传入朝鲜(24),因其关涉有明一代诗风的评价,又专门收录了朝鲜诗人的作品,激起了李朝文人广泛而持久的回响。《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收录汤显祖诗歌一百二十余题,钱谦益本人也非常推重汤氏的文学主张(见《初学集》卷三十一《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他的《初学集》《有学集》等在李朝也较为常见,因此,尽管《玉茗堂集》对于正祖初期的朝鲜文人而言较为稀罕,然而,他们也有可能早已通过接触《列朝诗集》和钱谦益的相关著述,而对汤显祖其人、其作发生兴趣。
我们注意到,与李德懋年代相仿的成大中(1732-1809)就“用汤若士韵”创作了《大坂杂咏》绝句四首:
浙舶闽樯到海涯,绒丝缆泛刺桐花。南都秘籍来三部,尽入长碕太守家。
七尺钢刀百炼成,双钩如月夜中行。空桥僻处逢人试,桥下惊波飒有声。
奸门利窦剧逶迤,画角声催晓色迟。白柄刀头惊赤血,馆中喊杀黑衣儿。
垣军五百出关多,步步旗亭簇网罗。借使传藏生羽翼,不教飞渡小滨河。(25)
根据其用韵特点,核之以《列朝诗集》所收汤显祖诗歌,以下四首当为成大中次韵的依据:
一疏春浮瘴海涯,五年山县寄莲花。已拚姓字无人识,检点封章得内家。(《漫书答唐观察》之四)
少年豪气几时成,断酒辞家向此行。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与李太虚》)
东南山色翠逶迤,日照西陵上酒迟。看罢秋千微有恨,不敲方响出红儿。(《饮青来阁即事》之二)
插汉窥关事欲多,辽阳当已失红罗。宁前直钞开原路,止隔三岔一渡河。(《寄谢饷部辽左》之一)(26)
李朝英祖三十九年(1763)派出通信使团出使日本,成大中是正使赵曮的随从。次年四月返程经过大坂(阪)时,发生了铃木传藏杀害朝鲜译官崔天宗(淙)的事件,使团为此滞留一个多月。《大坂杂咏》四首当作于这期间,其中第三、第四首就叙写崔天宗的遇害。这是当时朝日外交上一次突发事件,两国说法各异,后来的日本小说、歌舞伎、净琉璃更常常演绎、改造这么一个题材。(27)汤显祖的这四首诗作于不同的时间,并没有任何意义上或事实上的直接联系,虽早已出现于明天启刻本《玉茗堂全集》中,但所处卷次极为分散,然而,它们在《列朝诗集》中的位置则明显集中,第一、第四首甚至前后相连。显然,成大中从这四首诗中捕捉到了某些独特的艺术灵感,用以记叙他出使日本时的所见所闻。
联系十余年之后李德懋燕行时,依然视《玉茗堂集》为稀罕之书,我们可以推断,钱谦益《列朝诗集》才是成大中接受汤显祖诗歌的艺术影响,并从事再创作的依据。早已作古的明万历时期人汤显祖的这四首诗,却因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的编排,以及一百多年之后朝鲜文人成大中的次韵,勾连着18世纪后期东亚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这种超越时空的“知识环流”和“文学生产”,无论是钱谦益还是汤显祖本人,都无法预知或预想。
那么,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经由燕行文人而发生的这次《牡丹亭》东传,是否激发了朝鲜文人对汤显祖其人、其作更丰富的兴趣?点检相关文献,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明显的表征是,《牡丹亭》故事及其相关传闻,成为了后人诗歌创作的用典。例如,李学逵(1770-1835)的《春星堂集》中有《红梅馆杂事同韩霁园作》六首,第一首云:“幼年三五最娉婷,惭愧人前赋小青。朱李半笼桃一盒,此生魂断《牡丹亭》。”(28)此诗据系年,作于甲寅(正祖十八年,1794)。又如,申纬(1769-1845)的《覆瓿集》中有《新收明无名氏古画二帧各系一绝句》,其第一首《仕女读书图》云:“金钗斜坠凤凰翎,是李香君是小青?非绪非情苔石畔,抛书一卷《牡丹亭》。”(29)《覆瓿集》诗歌大抵按时序排列,《仕女读书图》约作于宪宗五年(1839)五月至七月。这两首诗的作年相距四十余年,但都涉及众说纷纭的“小青故事”。
自明末以来,与《牡丹亭》传播、接受密切相关的“小青故事”就被不断地加以记载或演绎,而有据可查的是,记录该故事的某些早期文献,如冯梦龙《情史类略》、郑元勋《媚幽阁文娱》、钱谦益《列朝诗集》,都曾流入朝鲜王朝。我们从这两首诗约略可感觉到,自《牡丹亭》被带入朝鲜之后,某些文人不但已经没有了李德懋、朴齐家等人初读《牡丹亭》时的新奇感,而且能较娴熟地运用“小青故事”、《牡丹亭》作为典故。申纬甚至还将《牡丹亭》联系到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清嘉庆十七年(李朝纯祖十二年,1812),申纬以奏请使书状官的身份燕行,曾应蒙古喀喇沁部扎萨克贝勒丹巴多尔济之邀,观看了《桃花扇》。其《贝勒丹巴多尔济求余扇诗》诗小注有云:“宴罢,邀过海淀别墅,引至后堂, 辉煌国际电子游艺前有歌舞之楼,榜曰‘镜天花海’,为余演剧,至《桃花扇》,音调悲艳动人。”(30)“是李香君是小青”的诗句看似平常,但其背后,隐藏着申纬相比于他的前辈们更为直接的观剧体验和更为丰富的阅读经验。
朝鲜燕行文人还留下了大量在中国的观剧记录,然以笔者目力所及,并未见到他们观看《牡丹亭》的记载(31),因此很遗憾,尚不知晓燕行文人对这部戏曲经典是否曾有某些独特的观剧体验。而且事实上,相比于元杂剧《西厢记》,作为文学文本的《牡丹亭》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大抵而言也呈现出一种“被忽视”的基本情形。
综合《朝鲜时代书目丛刊》《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流入与受容》《〈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32)等著述、论文可知,韩国现藏《西厢记》的版本数量要远多于《牡丹亭》,汉文本大多可归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系统,还有韩文的改写本或谚解本,甚至有韩汉合本或满汉合本。此外,《西厢记》不但影响到古代朝鲜的民族文学经典《春香传》,还出现了若干仿作的小说、戏剧。与《西厢记》东传之后广受欢迎,乃至被改写、仿作这一“经典的再生产”约略相似的,还有另外两部中国古典戏曲名作,即《荆钗记》和《五伦全备记》(33)。从这个角度看,《牡丹亭》东传朝鲜王朝,既非古典戏曲“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例证,也并非其“经典化”历史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然而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变革之前的《牡丹亭》东传,又依托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人物往来”与“书籍流转”这两种最基本的文化交流形式,因此,从文化史、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角度看,则有可能隐藏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尽管材料有限,我们还是发现,《牡丹亭》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古代朝鲜文学观念的表达或建构,甚至影响到该国汉诗的写作;此外,它的东传,也并非全然的单向度的流出,既有流出之后的信息反馈,也还牵连清代中叶中朝文人对于传统音律、社会风尚等问题的关切。考虑到近代之前东亚诸国之间并不对等的政治、文化地位,以使团出行为主的“人物往来”及其伴随的“书籍流转”也有畸轻畸重的差异,那么,汤显祖作品在朝鲜王朝的传播、接受尽管以“单向度”为主,却也不妨视为古代东亚“知识环流”的一个有饶有意味的例证。(34)
尽管“东传”几乎没有彰显《牡丹亭》作为中国文学经典或戏剧经典独特的内在体性(所谓“经典性”),然而,清乾隆四十三年(李朝正祖二年,1778)的这次“东传”,其本身却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史事件”。从这个角度看,《牡丹亭》的东传和《西厢记》一样,也具有重要的“样本分析”价值,可以借此管窥古代东亚文学交流的某些特征。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类似的“偶然”事件还有很多,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描述性解释(“深描”)这种研究方式,这些偶然发生的文学史事件,将有可能超越个案的局限,而折射出某些“普遍性”的意义。
如此一来,我们又不能不面对另外一个凸显出来的问题:同样是“才子佳人”题材戏曲,同样受制于“中华朝贡体系”这一基本的政治—文化格局,无论就传播的广泛、普及,还是就影响古代朝鲜民族文学、文化心理的深度而言,《牡丹亭》都无法和《西厢记》相提并论,作为原创者的汤显祖也不能与作为批评家的金圣叹比肩,其原因何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讨。
[附记]本文写作曾得到郑志良博士的指点,发表前又参考了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黄仕忠《江户时期东渡的中国戏曲文献考》,《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
②葛兆光《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③李正臣《栎翁遗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8年版,第175页。按,古代朝鲜汉文文献中常有一些讹字或异字,本文随文订正。
④李德懋《青庄馆全书》上册,(韩国)首尔大学古典刊行会1966年版,第267-268页。
⑤《青庄馆全书》上册,第268页。
⑥中日韩三国已出版了多种规模不一的“燕行录”,本文所引李德懋《入燕记》据《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不另注。
⑦清代中叶《韩客巾衍集》是否曾在中国刊行,学界有争议,参见金柄珉《〈韩客巾衍集〉与清代文人李调元、潘廷筠的文学批评》,《外国文学》2001年第6期;朴现圭《韩国的〈四家诗〉与清朝李调元的〈雨村诗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⑧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五四唐乐宇小传称其“著有《奇门纪要》,并《东络山房诗文集》行世”,然检阅晚近以来的多种书目,仅知唐乐宇今存《南笼遗稿》,传存有限,仅藏于四川图书馆。
⑨柳得恭《并世集》,《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⑩柳得恭《泠斋诗集》卷二,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
(11)李德懋《雅亭遗稿》卷七,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李朝正祖二十年芸阁活字本。
(12)朴长馣纂辑《缟苎集》卷一,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
(13)朴趾源《热河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3册,第39页。
(14)尹德熙(1685-1766)的《字学岁月》提到的“四梦记”,是否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尚待证实。参见陈文新、闵宽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
(15)《热河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2册,第410-411页。
(16)日本拓殖大学宫原(民本)文库藏有一种玉振堂刊刻的《绣像牡丹亭还魂记》,六册,不知与此本的关系。参见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26页。
(17)郭英德《〈牡丹亭〉传奇现存明清版本叙录》,《戏曲研究》第7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18)有研究者指出:“著名文人安鼎福(1712-1791)在《杂同散记》中,特意提到汤显祖的《还魂记》(《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以及《邯郸记》等‘临川四梦’已传播朝鲜的事实。”参见李岩、俞成云《朝鲜文学通史》(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3页。笔者未读到原书,不详具体情况,未敢采信。又,闵宽东《在韩国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与研究》(《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2期)据《杂同散异》只著录了《邯郸梦记》,则传入的或是小说,而非汤显祖戏曲?事实上,中韩学者提及安鼎福、《杂同散异》时,颇有差异,或又作安应昌《考同考异》、安兴福《散同杂异》,不知何故。参见杨雨蕾《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
(19)张伯伟《奎章总目》解题,《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按,朝鲜王朝时期的奎章阁藏书现归韩国首尔大学,检索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联合目录,知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有康熙甲戌年汤秀琦序刻本《玉茗堂全集》,此本当即《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著录的汤秀琦序刻本《玉茗堂集》,然其来源注明“清官旧藏”,当非李朝王室旧物。
(20)《正祖实录第一》,《李朝实录》第四十七册,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6年版,第480页。
(21)张伯伟《内阁访书录》解题,《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第450页。
(22)相关研究,参见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映》,《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23)吴书荫《汤显祖佚文三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
(24)王国彪《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齐鲁学刊》2013年第1期。
(25)成大中《青城先生文集》卷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73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91-92页。
(26)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4册,第84-85页。
(27)日本学者池内敏的《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日本临川书店1999年版)有专门研究,参见葛兆光《隔岸观澜——读东洋书札记选录之一》,《东方早报》2010年1月17日T03版;《揽镜自鉴: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光明日报》2008年1月24日第10版。
(28)李学逵《洛下生全集》上册,(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5年版,第5-6页。
(29)申纬《覆缻集》,《申纬全集》第四集,(首尔)太学社1983年版,第1821-1822页。
(30)申纬《奏请行卷》,《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7册,第93页。
(31)笔者曾辑录中、韩、日三国影印出版的各种“燕行文献”中的戏曲史料 凯时娱乐官网,并对其学术价值作了初步探讨。参见《“燕行录”戏曲史料的学术价值初探》,《戏曲艺术》2013年第2期。
(32)高奈延《〈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
(33)相关研究,参见吴秀卿《中国戏曲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戏曲研究》第7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34)这几个论域的相关研究,参见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陈捷《人物往来与书籍流转》,中华书局2012年版。与学者通常的理解不同,张伯伟教授特别强调“环流”的“多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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